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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书摘】治国理政以诚信为本

信息来源:中国城市信用     发布日期:2019-04-03  【字体:

   “君臣不信,则百姓诽谤,社稷不宁;处官不信,则少不畏长,贵贱相轻;赏罚不信,则民易犯法,不可使令。…… 其唯信乎!信而又信,重袭于身,乃通于天。以此治人,则膏雨甘露降矣。”这是《吕氏春秋》中的一段话。

  这段话论述的是诚信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:君臣不讲诚信,百姓就会批评指责,国家就不安宁;为官不讲诚信,年轻的就不会敬畏年长的,地位尊贵的和地位卑微的就会相互轻视;赏罚不讲诚信,百姓就会轻易地犯法,不可以使他们听从……只有诚信,诚信了再诚信,诚信重叠于身,才能与天意相通。靠诚信来治国理政,管理百姓,一切就能顺利畅达。这段话真可谓是真知灼见。 

  诚信,是治国理政的法宝 

 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明确指出:“夫信者,人君之大宝也。国保于民,民保于信,非信无以使民,非民无以守国。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,霸者不欺四邻,善为国者不欺其民,善为家者不欺其亲。不善者反之。欺其邻国,欺其百姓,甚者欺其兄弟,欺其父子。上不信下,下不信上,上下离心,以致于败。所利不能药其所伤,所获不能补其所亡,岂不哀哉!” 

  在司马迁看来,“信”是治理国家、管理社会的法宝。要想保住国家的政权,必须取信于民。如果国与国之间、上与下之间、家庭亲属之间都相互欺骗,互不信任,就会分崩离析。国家之间就要爆发战争,国家政权就不会稳固,家道就会衰落。即使是用欺骗带来些许好处,也不能医治因欺骗所带来的创伤,也不能弥补因欺骗所遭受的损失。 

  事实证明,诚信的确是治国理政的法宝。有了这一法宝,才能外敌不敢欺,内寇不敢骗,国家安宁,百姓团结。正因为如此,有识之士,注重诚信治国理政。 

  推行治国方略,要用诚信来保障 

  新的治国方略的提出,也要有诚信来作为保障。这一道理,早在数千年前,就为执政者所清楚。商鞅就曾经以“广告”的形式来展示他的诚信,以此来推动他的改革措施的实施。 

  公元前356 年,秦国新上任的官员商鞅,在秦孝公的支持下,主持变法。 

  商鞅对秦孝公讲:“疑行无名,疑事无功”。在商鞅看来,行动有疑虑,就干不出名堂做事有疑虑,就干不出任何效果。因此,为了表明他的决心,表明他说话算数,他让人在咸阳城南门外竖立了一根3 丈长的木杆。 

  木杆竖立好之后,他贴了一个告示:“谁能将这根木杆搬到北门,奖赏十金。” 

  聚集在告示下的人很多,但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:“这是什么难事,赏这么多金。”结果,谁也不动手去扛。 

  商鞅见没有人去扛它,就又宣布:“谁能将这根木杆扛到北门,奖赏五十金。” 

  这时,有个壮汉走上前去,把这根木杆扛到了北门。商鞅立即赏了他“五十金”。 

  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说商鞅诚实守信。于是,他的新法在秦国推行了起来。 

  治理好天下靠的是诚信 

 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著名的开明君主。当时的中国在他的治理下,社会相对安定,百姓相对安居乐业,国力相对强大,人称“贞观之治”。 

  “贞观之治”局面的形成自有多方面的原因,但用诚信来治理国家、管理社会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因素。下面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太宗治理国家、管理社会的思想。 

  贞观初年,有人上书唐太宗,请他斥退身边那些佞邪的臣子。唐太宗问上书者:“我认为所任用的臣子,都是贤臣,你知道谁是佞邪的臣子吗?” 

  上书者回答说:“我住在民间,的确不知道谁是佞臣。请陛下假装发怒来测试一下您身边的大臣。如果有人不怕雷霆之怒,直言进谏,那就是正直的大臣;如果有人依顺陛下的心情,迎合陛下的旨意,那就是佞臣。” 

  唐太宗听了这话,对大臣封德彝说:“流水是否清浊,关键在于源头。君主是执政的源头,臣民就好比流水。君主自行欺诈,就好似水源浑浊而欲使流水清澈,是没有这种道理的。我向来以为魏武帝曹操言行诡诈,很鄙视他的为人。若是我也这样做,我怎么能对百姓施行教化呢?” 

  随后,唐太宗又对上书人说:“我要使大信行于天下,不想用诈骗的方法来淳正风俗。你的建议虽然出自好意,但我是不能采纳的。” 

 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。他放过牛,讨过饭,还当过和尚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放牛娃、小和尚,竟能打下天下,并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。 

  他在总结其经验时说,他能统一天下、治理好天下的根本原因是“布信义,守勤俭”。事实的确如此。 

  “守勤俭”虽然是一条重要的治国经验,但不在本书的论证范围之内,所以,我们将它放下。这里仅说朱元璋的“布信义”。 

  朱元璋的“布信义”主要表现在他能令出必行,说话算数,从不失言。下面,我们择其一二件事来说明。 

  朱元璋曾做过和州总管。他上任伊始,就布告州中父老:“元失其政,干戈烽起,我来为民除乱,其各安堵如故,贤士我礼之,旧政不便者除之,吏无贪暴害我民。”在他任和州总管期间,就一直按此行事。使得百姓安定,民心乐附。 

  而当他得天下,成为一国之君以后,也依然“布信义”于天下。承诺的事决不反悔。 

  公元1368 年旧历十一月间,山西汾州地方官上奏说:“夏收的时候,因为我们这儿闹旱灾,所以朝廷免了百姓的税赋。现在秋季丰收,老百姓都愿意缴纳税赋,请朝廷下令征收。” 

  朱元璋接到奏折,对侍臣们说:“此人盖欲剥下益上,以觊思宠。所说聚敛之臣,此真是矣。既遇旱,后虽有收,仅是给食,况朝廷既已免其租,岂可复征之?昔孔子论治国宁去食,不可无信。盖反征之,岂不失信乎?夫违理而得财,义者所耻,厉民以欲,仁者不为。”于是,将山西汾州地方官所奏请的事予以拒绝。 

  这段故事记载在《明太祖训》中。由上面所叙述的事实,我们可以看出,朱元璋的确是一个很守信用的君主。相比之下,那位汾州地方官就要逊色得多了。 

  朝廷曾下令免除百姓的税赋,免后而再征,就涉及是否讲信用的大问题了。汾州地方官不明此理,只看见白花花的银子,看不到诚信对民心的重要作用。而朱元璋深知诚信重于税赋。重新征收税赋,朝廷虽然会得到大量的银子,但却失信于民,一个失去民众信任的朝廷如何治国?因此,他严厉地批评汾州地方官“欲剥下益上,以觊思宠”,并说这位地方官是“聚敛之臣”。 

  (本文内容选摘自《诚信决定存亡(修订本)》,新华出版社20194月出版。)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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